（一）

当中国的城镇化率以每年1个多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新型城镇化”成为热门话题之际，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安徽大学马怀礼教授、胡艳教授等共同完成的《中国的城镇化》一书。该书结构包括城镇化的“印象与思考”、“历程与经验”、“模式比较”、“战略规划”、“机遇与挑战”、“信念与期待”六个部分。应该说，该书出版适逢其时，为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热增添了一本能够冷静思考和回顾中国城镇化历程，总结中国城镇化特色，研究中国新型城镇化趋势的理论读物。

《中国的城镇化》认为：中国城镇化的历程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1949年至1978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化发展时期，1979年至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镇发展时期。至今，“中国的城镇化有惊人的发展”。

确实，新中国的城镇化是在极低水平上起步的，1949年末，中国城镇人口不足0．58亿人，占时年全国总人口比例为10．64％。而到2013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 7．3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53．73％。新中国成立64年内，城镇人口增加了6．73亿人，新增城镇人口是美国总人口（2011年为3．12亿人）的2．16倍、日本（2011年为1．28亿人）的5．26倍、欧盟（2011年约4．35亿人）的1．55倍。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展示了城镇化中国特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惊世奇迹。

（二）

中国城镇化为何如此之快，有什么特色？《中国的城镇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所称的城市化，从本质上看都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现象上看都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过程”；“中国的城镇化并不是单纯的城市问题，……就其实质而言，中国的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及转型问题。这种转型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也涉及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中国城镇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中国人尊重国情，学习国外经验，不断在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完善城镇化发展政策是分不开的”。“中国城镇化特色是由中国农村人口众多、资源紧缺、城乡差别大、地区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决定的”。这些认识和观点，我都十分赞成。该著还认为，中国城镇化基本特色是以人为本，集约发展，多元（多层次、多结构）形态，“四化同步”，市场和政府“两手”结合。这些总结为我们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提供了一种思路。

在我看来，中国特色城镇化最重要的表现是两个方面，一是与中国人口众多、需要转移进城农民规模巨大紧密关联的城镇化道路、战略和政策。按《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关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的要求，意味着在今后不到6年的时间内，城镇常住人口要达到8．16亿人 （按2013年全国大陆总人口13．61亿人计算），就是说，我们必须在稳定现有7．31亿城镇常住人口（包括引导1亿以上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基数上，还要转移农民0．85亿人进城，这就特别需要在大中城市承受能力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上下工夫，研究如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优化城镇化的布局和结构，完善城镇功能，化解堵、霾、涝等城市病。正如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所指出那样，“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必然要形成中国特色。

二是与上述问题相关联，必须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重视乡村城镇化的问题。我非常赞成马教授等人关于城镇化 “既指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变为市民，也指农村务农居民过上像城里人一样生活”的观点。在我看来，农村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应该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和最高目标。

（三）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讨论勃兴于中共十八大，到目前为止，已渐入佳境。其一，“物”的城镇化，即如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等资源、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优化城镇化布局和结构、完善城镇功能等，《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颁布，意味着这一层面的问题已经基本讨论清楚；其二，“人”的城镇化，十八大以后，“推进人的城镇化”成为重点，但之初瞄准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三个1亿人”的精神，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由单纯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农民工），拓展到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以及居村农民就近城镇化。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新型城镇化道路和战略的丰富和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中村”及“棚户区”居民真正市民化，这两个“1亿人”的道路及政策已经明了，只要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目标定能实现；而如何“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尚未破题。这是中国特色城镇化最重要的内容，显然《中国的城镇化》尚未来得及回答，需要我们共同研究，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