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7月15日第B06版http://www.yicai.com/news/2014/07/3993064.html

“‘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尚未破题，这是中国特色城镇化最重要、最困难和最需要探索的内容。”7月5日，发展中国论坛（CDF）副主席、中国农村变迁与农民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王景新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7月5日召开的“第3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以“居村农民就近城镇化”为主题，由发展中国论坛、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居村农民就近城镇化”联合调研组组长王景新在会上表示，前两个“1亿人”城镇化的路径及政策已经明了，只要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目标定能实现。但第三个“1亿人”的问题，亟待探索可行的路径。

就近城镇化有三个目的

第一财经日报：发展中国论坛为何关注“居村农民就近城镇化”这样一个话题？

王景新：“三个1亿人”的精神，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由单纯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拓展到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以及返乡和居村农民就近城镇化。这是中国政府对新型城镇化道路和战略的丰富和完善。

引导中西部1亿人就地城镇化，这是一件大事。我的理解是，提出“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主要有三个目的：其一，多渠道化解2.6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困难，减缓沿海大城市承受的巨大人口压力之重；其二，优化城市结构，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其三，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居村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显然，“引导1亿人就近城镇化”较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阶段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近、就地城镇化”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今年3月，发展中国论坛组建了联合调研组，到四川巴中、德州陵县和平原县、云南丽江华平县调研，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三份调研报告。

日报：那么，什么是“居村农民”？怎么样才算“就近城镇化”？

王景新：居村农民是指居住在农村、具有农村户籍、拥有承包耕地的社会成员（含返乡“农民工”），它取代“留守农民”概念，对应于“外出务工农民”。就地城镇化是指农民在乡镇和村级区域内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市民化。农民无需迁徙和改变户籍性质。实质在于农民的生产、生活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方式和水平，达到中小城镇标准。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德州、巴中等地正在地、县级区域内逐步建成多级城镇体系和美丽乡村景观，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就业机会、生产方式、收入水平、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及水平逐渐趋同（等值化）的过程。

“全域城镇化”并不要求所有村庄都建成集镇、所有农民都进入城镇并改变户籍性质。

“产业兴城”是关键

日报：通过调研，调研组有没有发现实现“居村农民就近城镇化”这样一个目标，有哪些可行的路径？

王景新：按照中国农民就近城镇化的历史顺序，大概有三条路：第一条是“建设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之路。这是中国改革历史上第二个“中共一号文件”（1983年）就提出来的一条道路。即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基础上，推进产业、人口向中心镇、村集聚，造就为数众多的小城镇、小集镇和中心村，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城镇化、市民化。

第二条是经济强村就地城镇化之路。行政村域的现代产业和人口集聚的规模、聚落建筑景观，农民生产、生活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方式和水平趋同于城镇。把村庄变成小城镇，村民变成市民。像江苏华西村，浙江滕头村、花园村、航民村、方林村，山东西王村，山西大寨村，河南南街村。

第三条是“全域城镇化”之路。这是在一个地区范围内，通过地级的龙头中心城市，县一级的次中心城市，重点乡镇再到社区、美丽乡村，在多级城镇体系内把所有的人融进来城镇化的进程中。

事实上，就近城镇化有多条道路，每一条道路都有成熟的经验。

日报：经济强村是不是更容易实现“就地城镇化”？

王景新：是的。我们所调研的经济强村有几种类型，包括工业型经济强村，如华西、南街、刘庄、大寨、西王、航民、滕头、花园；市场型经济强村，如九星村、方林村；现代农业型、旅游型特色经济村，如义乌何斯路村、旅游小镇——巴中平昌县江口水乡驷马景区（创举村、当先村）等。

此外，还有集镇型村域社区，主要是基层政府治所村，高校、矿区和旅游景区驻地村；“两区同建” 的新型园区和社区。

“产业兴城”是就近城镇化的关键，但“如何兴产业” 却非常困难，并不是人人都知道的，难题在后面。

村域城镇化是新路

日报：推进农民就近城镇化，应该注意些什么？

王景新：通过村域城镇化而实现农民市民化的道路最便捷、成本最低、农民经济权益和人格尊严最有保障。

但是，村域城镇化和农民就地市民化是有条件的，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所有村域就地城镇化。推进农民就近、就地城镇化，需要全新的观点、全新的概念、全新的评价标准。

我们注意到，“土地城镇化” 转变为“人的城镇化”后，人口集聚与土地集中的矛盾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突出了。

这些问题包括招商引资企业转入农户承包地后的农户参与机制及利益分配机制；不愿和不能流转的承包耕地，如何有效组织远距离耕作；农户拆迁、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后资源再配置中的各方利益，还有居村农民就近城镇化导致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大规模变动、基层治理结构改革如何跟进等问题。

日报：村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是否也有局限性？

王景新：由村域工业化引发的村域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的一条“新”路，它不仅可以缓解大城市的发展压力，而且可以优化未来城镇化的布局和形态。

试想，如果我国60万行政村中有5%左右即3万个村庄能实现村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每个村镇吸纳约1万人口，那么，将可容纳3亿多农民，实现就地城镇化和市民化。

很明显，著名经济强村可以就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并不代表所有村域都可以或者应该通过这样一条道路实现现代化。

只有那些具备条件并抢占了市场先机的村域，才能实现就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目标。因此，村域农工商协调发展的规律尚待更深刻地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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